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庐州城内的兴化寺就建起了包公祠，祭祀包拯。
　　明弘治年间，庐州太守宋克明在包拯幼年读书的包河河心香花墩上兴建了包公书院。
　　 明嘉靖年间，御史杨瞻重修包公书院，将兴化寺里的包公祠移建到这里。
　　 太平天国时期，包公祠曾一度毁于兵火。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出生于合肥的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捐白银两干八百两，将包公祠修葺一新。
　 　解放后，地方政府更是屡屡修缮。
　　 东侧六角亭有一口水井，传说贪官污吏喝了井水会头痛难忍，故名“廉泉”。

　　清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836年9月7日)凌晨，铭传生于大潜山下合肥西乡井王四房部(今肥西县南分路乡建设 村四房村民组)，才11岁，父亲就死了，他一边耕田读书一边贩运私盐，屡受官府追捕。
　　 铭传18岁时，母亲周氏被人欺负，他追了数里去找那个富豪评理，富豪理屈词穷，持刀威胁，被铭传夺刀劈下马背。
　　 铭传自知闯祸，便揭竿而起，在大潜山北建立旱圩，筑堡扎寨。铭传原来准备参加太平军，传说祭旗时大风吹折旗杆，在寨参赞军务的刘盛藻认为这是“上天不助”，遂办团练，后来接受六安州官皱笥劝告，改听官府调遣。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铭传随清军攻六安，援寿州，被保授干总。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土绅买办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几经斟酌，委派李鸿章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汇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 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李鸿章原准备取道安庆赴援镇江，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前往，李鸿章遂率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铭传率练勇至上海，所部号“铭字营”，亦称“铭军”。
　　 在南汇，他招降了太平军吴建瀛、刘玉林部四千人，与太平军在上海郊外屡屡交战，升为副将。次年他率部进攻常熟、江阴、无锡等地，因进攻太平军有功，以提督记名。

　　

　　关于李鸿章临终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也有了新的认识。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毁誉参半，李鸿章无疑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一位专家曾建议用爱国、误国、卖国这样一块三棱镜来透视李鸿章，以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

　　一位台湾学者认为，在位40年的李鸿章，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口十近代中国大事记。

　　专家学者们认为，对李鸿章其人，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坏人”加以区分，而应叉寸具体事情作具体分析，依据翔实的史料对其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杨振宁博士的旧居位于三河镇古南街上。重新修葺的杨振宁旧居，是一座三进三落典型的砖木结构的明清风格宅院，雕梁画栋，飞檐翘角。

　　循两级石阶而上，抬眼便可望见门楣上的“杨振宁旧居”字样。